徐子珊

　　2013年11月，《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提出，要“推動公辦事業單位與主管部門理順關係和去行政化，創造條件，逐步取消學校、科研院所、醫院等單位的行政級別”。
　　當前，高校的行政化色彩體現在哪些地方？行政之手給高校帶來哪些負面影響？
　　“學術地位再高，沒有行政地位，很多資源也和你無關”
　　李文慧（化名）曾是北京某高校的知名教授，連續多年擔任該校某系主任及教務處處長。2011年，因為年齡到限，她離開了工作多年的崗位。
　　此後幾年，最明顯的變化就是圍攏在李文慧身邊的學生越來越少。“我還有行政職務的時候，每天都有不少學生來找我，有請教學問的、有談工作的、有談個人問題的，一天下來沒有閑的時間。”她回憶道。
　　“退休後，原來天天來辦公室的學生很久不和我聯繫。人們很快圍攏在新的系主任和處長身邊。出於工作需要，我可以理解。但連學術研討、研究活動都不再與我聯繫，這讓我有些難以接受。”李文慧說。
　　“不少年輕人都是我在位時一手培養起來的。”李文慧說，其中不少人獲得了很好的發展機會。
　　“我沒想到職位的變化會帶來這麼直接的影響。因為喪失了行政資源，你對他未來的發展、進步沒有直接幫助了，他就不願在你身上花時間了。但有趣的是，當他知道自己的博士論文、項目要由你來評價時，很快又會出現。”李文慧說。
　　這讓她多少有些心寒。雖然不情願，但她不得不承認，“很多時候，行政力量和功利色彩左右著校園。”
　　在工作的最後一段時間，李文慧甚至感到很孤獨。“到最後，我連辦公地點都沒有了。辦公室的位子讓給了別人。我努力爭取，才被允許在一個空閑房間辦公，桌上才安了一部電話。”她回憶道。
　　放下個人得失不談，她的擔憂是，行政色彩的滲透影響了很多方面。比如目前，如果學校的教學、科研項目在行政領導的名下申報，成功率更高。以教授的名義去申報，則難度很大。多種名師、優秀教師、國家津貼的評選，距離普通一線教師也越來越遠。
　　“大部分的決策權都在行政部門，甚至最終的獎項也會分給行政人員。所以，一些清高的教師甚至不屑於申報。遇上開明的、懂學術的領導還好；遇上糊塗的，真是困難重重。”她說，“知識分子，總該有點風骨的吧？當高校染上了‘機關病’，學術地位再高，沒有行政地位，很多資源也和你無關。”
　　她記得，自己所在的學校已近10年未召開教師代表大會。“原本教師代表大會應對上一年工作作出總結，並制訂新的計劃。這其中，教師對新計劃提意見是很重要的環節。但現在，很多教學、科研計劃的制訂並沒有專家、教師咨詢的程序，最多會說‘詢問了校外專家’。新的計劃其實就是主管領導決定的。”
　　因此，對於一些冷門卻必需的基礎學科，教師的積極性越來越低。“比如，原來一門基礎課一學期的課件有十幾個文件夾，學生要做大量的閱讀。現在，最多講一兩篇文章、小說。大家都把註意力放在領導關註的或者更便於申報項目的領域。”她說。
　　她記得，學校某領導曾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說：“請大家放心，我也是知識分子，也是教授、博士，和你們的身份一樣。領導理論上是為教師服務的。”
　　“但事實上，長期在行政崗位工作，必然會離科研、教書遠一些。如果再沒有渠道接觸一線情況，作出的決策難免官氣十足、與現實脫節。”她直言不諱，“一些高校領導並不愛校，沒有把學校當事業來做，只是以此為晉升之階。”
　　對於當前國家層面提出的去行政化議題，李文慧非常關註。
　　“據我瞭解，一些學校已經制定了相關章程。比如劃定校領導的職責範圍，確保行政不過度干預學術；校務會議、咨詢委員會、學術委員會都以教授為主體，校領導並不過多參與。”她說，“這項改革將會充滿挑戰，卻是必須。學校應該是為了學術能頭破血流的地方。教學和科研單位，應該是學術重於行政，最起碼也要並重。不這樣，教師何來積極性和責任心？”
　　高校里的“機關工作者”
　　劉莎莎（化名）是某高校行政部門的青年員工，屬於高校里的“機關工作者”。
　　“每天基本就是傳達各類會議精神，組織評比、會議，要不就是坐在辦公室接接電話。”她說。
　　不過，劉莎莎並不享受行政化的工作氛圍。“高校應該屬於純粹的學術研究機構，為社會培養和輸送高素質人才。然而現實情況是，高校也有類似機關里的行政領導，也有處長、科長、科員這樣的行政級別。在一些事情的處理方式上，甚至與政府部門大同小異。”她說。
　　這兩年，學校內部開始了一些新的嘗試，比如鼓勵一線教師到行政部門任職。對於這些舉措，劉莎莎認為，“鼓勵人員流動，本意是想讓教學和行政部門多些交流，但一些教師卻沉迷於行政職務帶來的光環。”
　　但這並非教師的個人問題。她所看到的現狀是：擁有行政職務，的確能獲得更多資源。
　　“首先和學術委員會的接觸機會很多，對晉升的程序會很瞭解。其實，在學校內部，與晉升相關的學術評比、課題申請，都有很深的行政化烙印。行政領導擁有更大的話語權。如果能夠在高校內謀得一個處級職位，尤其是像教務處、研究生處這類比較重要的部門，確實會受益不少。”她說。
　　“還有一些行政色彩滲透至人員管理領域：比如，校長或者書記會越過管人事的副校長，越級指揮調配人員流動，甚至小到一個科員；也有一些業務很優秀的教師，因為和領導存在矛盾，被調去了邊緣部門；還有些同事在續簽聘任合同時，突然被告知崗位已滿，不久，領導就會派來新人頂替他原來的工作。”劉莎莎說。
　　“尤其是一些學術成就較高、脾氣比較執拗的老教師，很容易出現這類問題。”她說，“一個高校某個學科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要，他的學術地位、社會聲望，決定了這個學科在全國的地位。如果老教授被忽視，傳遞的信號就是權力對知識和教育的輕視。長遠看，學校本身也會受到傷害。”
　　在她印象里，“學校十幾年都沒開過教代會了，連擺設都算不上了。”很多政策，比如堅持了十幾年的教學計劃，會在未經學術委員會討論的情況下大幅度調整。“領導說改就改了，也沒有反饋和調查機制。”
　　如果要列舉行政色彩在高校的體現，她覺得數不勝數。“教授評比、科研項目選擇、人員調動、論文評判……太多領域都存在類似問題。”她說，“教師原本屬於專業技術人員，按照講師、副教授、教授的技術職稱，但現在很多人選擇‘雙肩挑’，在擔任教授的同時，再兼任一個處長。”
　　目前，不少高校都鼓勵年輕教師進入行政行列，本意是希望更多具有專業化技能的人介入這一領域，使得管理更加專業化，弱化行政色彩。“但效果並不理想。”她說。
　　“一些教師確實瞭解了工作的運作流程，學校機關效率低、難辦事、臉色不好看的情況也有所緩解。但另一方面，卻助長了一些教師的官僚氣息。”她說，“有無職務的區別很大。‘官兒迷’肯定沒有精力去做教學和科研，行政化色彩過濃，就會使學術本位失位。這樣的氛圍不打破，行政之手總會凌駕於學術之上。”
　　她曾看到一個鮮活的例子。學校某系曾有一位知名的老教授。“多年來他一直是系主任。近兩年剛一退休，各種學術活動就和他一點關係也沒有了。有一次碰面，他向我抱怨了一句：‘這麼重要的學術會議，我是在結束後一個多星期才知道的。’”
　　事實上，新上任的系主任僅為正科級。“但是小官卻有大權力。”劉莎莎直言，“人們不以學術成就論英雄，而是以行政職務。”
　　“一些新來的年輕人，本來挺有活力的，愛說愛笑，但是在機關待了沒幾天，變得官氣十足，對一些來辦事的老教師，也開始發號施令。”劉莎莎說。
　　這樣的感覺讓她很不適。在這個崗位工作了近10年，劉莎莎坦言自己“上升空間並不大”。“高校的行政職務很有限，有的人在副處甚至科級崗位上一待就是幾十年。教師是可以雙向流動的，既可以教課也可以做行政，但行政人員不一樣，因為學歷和資歷不夠，很難轉去教課。而且，行政崗位的待遇並不高。”
　　她記得，這幾年，身邊已有4位同事選擇離開。“因為收入較少，上升通道狹窄，很多行政人員都選擇辭職，去外面打拼了。我原本看中的是高校單純的氛圍。當這種氛圍被打破時，我也會懷疑自己的選擇。”
　　劉莎莎表示：“我支持校園回歸更為單純的氛圍。完全取消行政級別，目前來說仍然有很多困難，不是一兩年能完成的。去行政化只是手段，最根本的還是提高教學、科研質量，回歸教育本位。”
　　“這項改革事關國家的未來”
　　2014年年初，杭州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範忠信因預測“官員財產公示”進程失敗，自願受罰，爬行了1000米。
　　作為一個敢說敢為之人，他對高校行政化色彩的感受是：“已經滲透至多方面，比較突出領域包括人事任免、經費審批、學術評級等領域。過多的行政干預，勢必影響大學的自主性、創新性和教師的處事方式。”
　　比如，一些老師更願意同官員來往，更看重個人的行政級別而非學術造詣，為人處事講究官場規則……雖然頗有微詞，但範忠信認為：“可以理解這樣的選擇。如果基層教師的權利、資源均來源於上級，必然更在乎同上級的關係，對下級、學生缺乏服務意識。”
　　廣東省教育廳黨組副書記譚澤中在一次講話中曾舉了這樣一個例子：“深圳一個處長職位，竟然有40個教授來爭!”這個橋段曾令範忠信感觸很深。
　　“比如，在職稱評選、文獻著作發表、文章是否存在抄襲等問題上，起決策作用的往往是行政部門。”他說，“再比如在課堂上講課，是由教務和行政系統來審查大綱。很多人從沒上過課，或者之前在一線，後來做管理了，如何判斷教師的觀點、引用資料、背景是否準確？怎麼去評價學術研究、教學內容的價值？”
　　在他看來，“純學術”的範疇狹小。“學術事務多少都會和行政、管理、學生工作、人事有關。各學校的教職工代表大會，原本應行使執行、參與、監督等作用，但事實上，現在主要負責逢年過節發米面油、組織郊游、聯誼等活動。”
　　行政色彩過濃，就會導致：一個很有名望的教授在一個處長面前沒有發言權。習慣於服從行政權威，教師的自主性、獨立性、創造性必然慢慢衰退。“行政管理強調的是命令和服從的關係，但教育和研究工作，肯定不是這種邏輯。”他認為。
　　“現在高校教師最重視的三大指標，包括課題、論文及著作發表、獲獎。以課題為例，從科研的角度看，課題的重要性應該以其對社會產生的價值為評判標準，而不是以行政級別為標準。”他說。
　　事實上，課題被無形地劃分為三個等級。“即國家級、省部級和地廳級課題。一般學校都會鼓勵老師爭取最高級別課題，而課題本身對社會發展的影響、學術價值卻很少有人重視。為了一個高級別課題，教師之間可能打破腦袋競爭。”
　　這3個等級均屬於縱向課題。“還有一類是橫向課題，大部分來源是社會企事業單位。但在現有的考核體制下，橫向課題缺乏優勢。因為級別越高的縱向課題獲得評價加分越高。而橫向課題，即使在經濟上貢獻很大，也難以對教師的升遷、職稱產生直接影響。”
　　對於這點，範忠信深有體會。“目前，我負責學校一項法制中國化的課題。我們在全國尋找了20餘名優秀的年輕學者共同參與。這項課題就屬於橫向課題。”
　　研究之初，學者們都很有積極性。然而，少了“國家級、省部級、地廳級”的頭銜，意味著學者們無法在單位考評中獲得加分。“於是，大家的積極性越來越低。課題就被烙上了‘淡而輕’的標記。”
　　除了課題，學術論文及著作發表也遭遇類似命運。“在個人評比中，刊物也分等級，大體上分權威、核心和一般期刊。權威期刊再細化為一、二、三級。核心期刊也分重點和一般兩類。學術問題再次被分為三六九等。”範忠信說。
　　“很多學校、院系在開會、做報道時，不會花精力強調某項研究解決了什麼問題，而會介紹‘多少老師在某某級別的刊物上發表了哪些文章’。一些學校甚至直白地將刊物也分為國家、省部和地廳級。著作出版中，像人民出版社、東方出版社這類較高規格的，對教師的幫助更大。”他說。
　　“似乎所有元素都轉化為量化指標。發表一篇文章，考核表裡就要求填寫，你的研究和論文產生了什麼經濟效益？轉載率、引用率是多少？如果這些數值很低，評分就會低。不少老師不得不千方百計要求學生引用自己的文章。”他說。
　　更多弊端隨之而來。一方面，教師被迫在研究方向的選擇上更為“現實主義”；另一方面，各領域優秀課題、刊物有限，大量需求最終導致尋租空間的出現。
　　“獎項的評選也大同小異。原本單純的學術問題變為一場利益瓜分。熱衷於行政指標的教師往往難以安心學術，安心做學問的人缺乏話語權。”他說。
　　更為深遠的影響體現在學生身上。範忠信記得，不止一次，自己在課上被學生問及：“這門課考試怎麼考？哪些是重點？這部分會不會考？”
　　“我曾在課上問過學生：除了考試用書、教材之外，大學期間讀書超過5本的請舉手。班上連5人都沒有。我又問，你們的精力都花在什麼事情上了？答案五花八門，但大多用來解決更為現實的問題：比如考證。”他回憶道。
　　以法學院學生為例，首先必考的是英語四六級、司法考試，其次，不少人還會參加駕照培訓、研究生考試、公務員考試等。“有的學生4年下來，能考幾十個證，卻讀不了幾本書。”看著這樣的局面，範忠信不知“該為學生的上進而喝彩，還是為他們的現實而擔憂”。
　　“當校園充滿功利色彩，教師無法純粹做學術，學生也難免跟隨現實。”他說，“在大學教了20多年書，我感到學生對知識的熱情在下降。”
　　“更為尷尬的是，作為院系或高校的管理者，必須接受這些規則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確保下屬的利益不受影響，才能在工作中有發言權。抵觸卻遵從著，我想這是不少人的感受。”他說，“我是高校去行政化的堅定支持者，這項改革事關國家的未來。”　　（原標題：“安心做學問的人缺乏話語權”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