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3年11月,《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提出,要“推動公辦事業單位與主管部門理順關係和去行政化,創造條件,逐步取消學校、科研院所、醫院等單位的行政級別”。
  當前,高校的行政化色彩體現在哪些地方?行政之手給高校帶來哪些負面影響?
  “學術地位再高,沒有行政地位,很多資源也和你無關”
  李文慧(化名)曾是北京某高校的知名教授,連續多年擔任該校某系主任及教務處處長。2011年,因為年齡到限,她離開了工作多年的崗位。
  此後幾年,最明顯的變化就是圍攏在李文慧身邊的學生越來越少。“我還有行政職務的時候,每天都有不少學生來找我,有請教學問的、有談工作的、有談個人問題的,一天下來沒有閑的時間。”她回憶道。
  “退休後,原來天天來辦公室的學生很久不和我聯繫。人們很快圍攏在新的系主任和處長身邊。出於工作需要,我可以理解。但連學術研討、研究活動都不再與我聯繫,這讓我有些難以接受。”李文慧說。
  “不少年輕人都是我在位時一手培養起來的。”李文慧說,其中不少人獲得了很好的發展機會。
  “我沒想到職位的變化會帶來這麼直接的影響。因為喪失了行政資源,你對他未來的發展、進步沒有直接幫助了,他就不願在你身上花時間了。但有趣的是,當他知道自己的博士論文、項目要由你來評價時,很快又會出現。”李文慧說。
  這讓她多少有些心寒。雖然不情願,但她不得不承認,“很多時候,行政力量和功利色彩左右著校園。”
  在工作的最後一段時間,李文慧甚至感到很孤獨。“到最後,我連辦公地點都沒有了。辦公室的位子讓給了別人。我努力爭取,才被允許在一個空閑房間辦公,桌上才安了一部電話。”她回憶道。
  放下個人得失不談,她的擔憂是,行政色彩的滲透影響了很多方面。比如目前,如果學校的教學、科研項目在行政領導的名下申報,成功率更高。以教授的名義去申報,則難度很大。多種名師、優秀教師、國家津貼的評選,距離普通一線教師也越來越遠。
  “大部分的決策權都在行政部門,甚至最終的獎項也會分給行政人員。所以,一些清高的教師甚至不屑於申報。遇上開明的、懂學術的領導還好;遇上糊塗的,真是困難重重。”她說,“知識分子,總該有點風骨的吧?當高校染上了‘機關病’,學術地位再高,沒有行政地位,很多資源也和你無關。”
  她記得,自己所在的學校已近10年未召開教師代表大會。“原本教師代表大會應對上一年工作作出總結,並制訂新的計劃。這其中,教師對新計劃提意見是很重要的環節。但現在,很多教學、科研計劃的制訂並沒有專家、教師咨詢的程序,最多會說‘詢問了校外專家’。新的計劃其實就是主管領導決定的。”
  因此,對於一些冷門卻必需的基礎學科,教師的積極性越來越低。“比如,原來一門基礎課一學期的課件有十幾個文件夾,學生要做大量的閱讀。現在,最多講一兩篇文章、小說。大家都把註意力放在領導關註的或者更便於申報項目的領域。”她說。
  她記得,學校某領導曾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說:“請大家放心,我也是知識分子,也是教授、博士,和你們的身份一樣。領導理論上是為教師服務的。”
  “但事實上,長期在行政崗位工作,必然會離科研、教書遠一些。如果再沒有渠道接觸一線情況,作出的決策難免官氣十足、與現實脫節。”她直言不諱,“一些高校領導並不愛校,沒有把學校當事業來做,只是以此為晉升之階。”
  對於當前國家層面提出的去行政化議題,李文慧非常關註。
  “據我瞭解,一些學校已經制定了相關章程。比如劃定校領導的職責範圍,確保行政不過度干預學術;校務會議、咨詢委員會、學術委員會都以教授為主體,校領導並不過多參與。”她說,“這項改革將會充滿挑戰,卻是必須。學校應該是為了學術能頭破血流的地方。教學和科研單位,應該是學術重於行政,最起碼也要並重。不這樣,教師何來積極性和責任心?”
  高校里的“機關工作者”
  劉莎莎(化名)是某高校行政部門的青年員工,屬於高校里的“機關工作者”。
  “每天基本就是傳達各類會議精神,組織評比、會議,要不就是坐在辦公室接接電話。”她說。
  不過,劉莎莎並不享受行政化的工作氛圍。“高校應該屬於純粹的學術研究機構,為社會培養和輸送高素質人才。然而現實情況是,高校也有類似機關里的行政領導,也有處長、科長、科員這樣的行政級別。在一些事情的處理方式上,甚至與政府部門大同小異。”她說。
  這兩年,學校內部開始了一些新的嘗試,比如鼓勵一線教師到行政部門任職。對於這些舉措,劉莎莎認為,“鼓勵人員流動,本意是想讓教學和行政部門多些交流,但一些教師卻沉迷於行政職務帶來的光環。”
  但這並非教師的個人問題。她所看到的現狀是:擁有行政職務,的確能獲得更多資源。
  “首先和學術委員會的接觸機會很多,對晉升的程序會很瞭解。其實,在學校內部,與晉升相關的學術評比、課題申請,都有很深的行政化烙印。行政領導擁有更大的話語權。如果能夠在高校內謀得一個處級職位,尤其是像教務處、研究生處這類比較重要的部門,確實會受益不少。”她說。
  “還有一些行政色彩滲透至人員管理領域:比如,校長或者書記會越過管人事的副校長,越級指揮調配人員流動,甚至小到一個科員;也有一些業務很優秀的教師,因為和領導存在矛盾,被調去了邊緣部門;還有些同事在續簽聘任合同時,突然被告知崗位已滿,不久,領導就會派來新人頂替他原來的工作。”劉莎莎說。
  “尤其是一些學術成就較高、脾氣比較執拗的老教師,很容易出現這類問題。”她說,“一個高校某個學科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要,他的學術地位、社會聲望,決定了這個學科在全國的地位。如果老教授被忽視,傳遞的信號就是權力對知識和教育的輕視。長遠看,學校本身也會受到傷害。”
  在她印象里,“學校十幾年都沒開過教代會了,連擺設都算不上了。”很多政策,比如堅持了十幾年的教學計劃,會在未經學術委員會討論的情況下大幅度調整。“領導說改就改了,也沒有反饋和調查機制。”
  如果要列舉行政色彩在高校的體現,她覺得數不勝數。“教授評比、科研項目選擇、人員調動、論文評判……太多領域都存在類似問題。”她說,“教師原本屬於專業技術人員,按照講師、副教授、教授的技術職稱,但現在很多人選擇‘雙肩挑’,在擔任教授的同時,再兼任一個處長。”
  目前,不少高校都鼓勵年輕教師進入行政行列,本意是希望更多具有專業化技能的人介入這一領域,使得管理更加專業化,弱化行政色彩。“但效果並不理想。”她說。
  “一些教師確實瞭解了工作的運作流程,學校機關效率低、難辦事、臉色不好看的情況也有所緩解。但另一方面,卻助長了一些教師的官僚氣息。”她說,“有無職務的區別很大。‘官兒迷’肯定沒有精力去做教學和科研,行政化色彩過濃,就會使學術本位失位。這樣的氛圍不打破,行政之手總會凌駕於學術之上。”
  她曾看到一個鮮活的例子。學校某系曾有一位知名的老教授。“多年來他一直是系主任。近兩年剛一退休,各種學術活動就和他一點關係也沒有了。有一次碰面,他向我抱怨了一句:‘這麼重要的學術會議,我是在結束後一個多星期才知道的。’”
  事實上,新上任的系主任僅為正科級。“但是小官卻有大權力。”劉莎莎直言,“人們不以學術成就論英雄,而是以行政職務。”
  “一些新來的年輕人,本來挺有活力的,愛說愛笑,但是在機關待了沒幾天,變得官氣十足,對一些來辦事的老教師,也開始發號施令。”劉莎莎說。
  這樣的感覺讓她很不適。在這個崗位工作了近10年,劉莎莎坦言自己“上升空間並不大”。“高校的行政職務很有限,有的人在副處甚至科級崗位上一待就是幾十年。教師是可以雙向流動的,既可以教課也可以做行政,但行政人員不一樣,因為學歷和資歷不夠,很難轉去教課。而且,行政崗位的待遇並不高。”
  她記得,這幾年,身邊已有4位同事選擇離開。“因為收入較少,上升通道狹窄,很多行政人員都選擇辭職,去外面打拼了。我原本看中的是高校單純的氛圍。當這種氛圍被打破時,我也會懷疑自己的選擇。”
  劉莎莎表示:“我支持校園回歸更為單純的氛圍。完全取消行政級別,目前來說仍然有很多困難,不是一兩年能完成的。去行政化只是手段,最根本的還是提高教學、科研質量,回歸教育本位。”
  “這項改革事關國家的未來”
  2014年年初,杭州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範忠信因預測“官員財產公示”進程失敗,自願受罰,爬行了1000米。
  作為一個敢說敢為之人,他對高校行政化色彩的感受是:“已經滲透至多方面,比較突出領域包括人事任免、經費審批、學術評級等領域。過多的行政干預,勢必影響大學的自主性、創新性和教師的處事方式。”
  比如,一些老師更願意同官員來往,更看重個人的行政級別而非學術造詣,為人處事講究官場規則……雖然頗有微詞,但範忠信認為:“可以理解這樣的選擇。如果基層教師的權利、資源均來源於上級,必然更在乎同上級的關係,對下級、學生缺乏服務意識。”
  廣東省教育廳黨組副書記譚澤中在一次講話中曾舉了這樣一個例子:“深圳一個處長職位,竟然有40個教授來爭!”這個橋段曾令範忠信感觸很深。
  “比如,在職稱評選、文獻著作發表、文章是否存在抄襲等問題上,起決策作用的往往是行政部門。”他說,“再比如在課堂上講課,是由教務和行政系統來審查大綱。很多人從沒上過課,或者之前在一線,後來做管理了,如何判斷教師的觀點、引用資料、背景是否準確?怎麼去評價學術研究、教學內容的價值?”
  在他看來,“純學術”的範疇狹小。“學術事務多少都會和行政、管理、學生工作、人事有關。各學校的教職工代表大會,原本應行使執行、參與、監督等作用,但事實上,現在主要負責逢年過節發米面油、組織郊游、聯誼等活動。”
  行政色彩過濃,就會導致:一個很有名望的教授在一個處長面前沒有發言權。習慣於服從行政權威,教師的自主性、獨立性、創造性必然慢慢衰退。“行政管理強調的是命令和服從的關係,但教育和研究工作,肯定不是這種邏輯。”他認為。
  “現在高校教師最重視的三大指標,包括課題、論文及著作發表、獲獎。以課題為例,從科研的角度看,課題的重要性應該以其對社會產生的價值為評判標準,而不是以行政級別為標準。”他說。
  事實上,課題被無形地劃分為三個等級。“即國家級、省部級和地廳級課題。一般學校都會鼓勵老師爭取最高級別課題,而課題本身對社會發展的影響、學術價值卻很少有人重視。為了一個高級別課題,教師之間可能打破腦袋競爭。”
  這3個等級均屬於縱向課題。“還有一類是橫向課題,大部分來源是社會企事業單位。但在現有的考核體制下,橫向課題缺乏優勢。因為級別越高的縱向課題獲得評價加分越高。而橫向課題,即使在經濟上貢獻很大,也難以對教師的升遷、職稱產生直接影響。”
  對於這點,範忠信深有體會。“目前,我負責學校一項法制中國化的課題。我們在全國尋找了20餘名優秀的年輕學者共同參與。這項課題就屬於橫向課題。”
  研究之初,學者們都很有積極性。然而,少了“國家級、省部級、地廳級”的頭銜,意味著學者們無法在單位考評中獲得加分。“於是,大家的積極性越來越低。課題就被烙上了‘淡而輕’的標記。”
  除了課題,學術論文及著作發表也遭遇類似命運。“在個人評比中,刊物也分等級,大體上分權威、核心和一般期刊。權威期刊再細化為一、二、三級。核心期刊也分重點和一般兩類。學術問題再次被分為三六九等。”範忠信說。
  “很多學校、院系在開會、做報道時,不會花精力強調某項研究解決了什麼問題,而會介紹‘多少老師在某某級別的刊物上發表了哪些文章’。一些學校甚至直白地將刊物也分為國家、省部和地廳級。著作出版中,像人民出版社、東方出版社這類較高規格的,對教師的幫助更大。”他說。
  “似乎所有元素都轉化為量化指標。發表一篇文章,考核表裡就要求填寫,你的研究和論文產生了什麼經濟效益?轉載率、引用率是多少?如果這些數值很低,評分就會低。不少老師不得不千方百計要求學生引用自己的文章。”他說。
  更多弊端隨之而來。一方面,教師被迫在研究方向的選擇上更為“現實主義”;另一方面,各領域優秀課題、刊物有限,大量需求最終導致尋租空間的出現。
  “獎項的評選也大同小異。原本單純的學術問題變為一場利益瓜分。熱衷於行政指標的教師往往難以安心學術,安心做學問的人缺乏話語權。”他說。
  更為深遠的影響體現在學生身上。範忠信記得,不止一次,自己在課上被學生問及:“這門課考試怎麼考?哪些是重點?這部分會不會考?”
  “我曾在課上問過學生:除了考試用書、教材之外,大學期間讀書超過5本的請舉手。班上連5人都沒有。我又問,你們的精力都花在什麼事情上了?答案五花八門,但大多用來解決更為現實的問題:比如考證。”他回憶道。
  以法學院學生為例,首先必考的是英語四六級、司法考試,其次,不少人還會參加駕照培訓、研究生考試、公務員考試等。“有的學生4年下來,能考幾十個證,卻讀不了幾本書。”看著這樣的局面,範忠信不知“該為學生的上進而喝彩,還是為他們的現實而擔憂”。
  “當校園充滿功利色彩,教師無法純粹做學術,學生也難免跟隨現實。”他說,“在大學教了20多年書,我感到學生對知識的熱情在下降。”
  “更為尷尬的是,作為院系或高校的管理者,必須接受這些規則。唯有如此,才能確保下屬的利益不受影響,才能在工作中有發言權。抵觸卻遵從著,我想這是不少人的感受。”他說,“我是高校去行政化的堅定支持者,這項改革事關國家的未來。”  (原標題:“安心做學問的人缺乏話語權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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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子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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